扫黑除恶“三项举措”助力“两委”换届选举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员工手册》的合法性。

法工委对于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既有在该法律条文所在的法律内部进行解释学操作的内部体系解释，也有在外部整体法秩序中通过相关联的其他法律规范确定法律概念或法律条文含义的外部体系解释。[5]卢群星:《隐性立法者:中国立法工作者的作用及其正当性难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74页。

另一方面指出，给予独生子女一定的社会福利具有国家事权属性。参见前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书,第61页。[15]前注(13),胡锦光文,第79页。[29]但在26个地方性法规案例中，没有发现明显运用历史解释方法的相关案例。《某市城市管理条例》规定，供水、供电企业应当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决定对正在进行的农村违法建设活动停止公共服务。

笔者认为所有关于解释的事务都根植于某些解释理论,备案审查中同样存在两种主宰公法基本思想的法律解释进路，即规范主义进路和功能主义进路。但上述案例中有少量案例并未展现出相应的解释方法。最后，预防型法治体系需要更高的协调性。

传统法治国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应当将国家权力限制在最小范围内。[6]参见张海诗：《风险社会的宪法结构分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因此，可以探索宪法中关于国家机构职能规范的直接实施机制。《宪法》第28条体现了国家安全保障义务的动态性，《宪法》第33条第2款人权条款与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则进一步指明了宪法的预防领域。

风险预防还要处理好风险规制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同时，通过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维护宪法权威。

预防型法治要以宪法价值作为指导，法律规范的变动以及法律的适用不能突破宪法价值的约束，损害公民基于宪法形成的共识。针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向这些风险领域扩展。因此，加强宪法的实施，切实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仅从位阶上使宪法凌驾于一切法律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内容上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的母法。防范社会风险、稳定社会预期是国家必须要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责，如何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同时又限制国家权力滥用是宪法需要回应的问题。

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17]社会诸要素之间存在着多种关联可能性，借助现代通讯、运输等技术手段，社会要素之间的关联也变得更加迅捷。[34]1997年刑法对反革命罪予以修改，绝大部分反革命罪下的相关罪名被分解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罪三个部分。目前我国已经有了直接实施宪法的实践。预防型法治应当在宪法确立的结构基础之上建设和运行。

法治稳预期功能的核心是以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对抗社会现实的变动不居。李忠夏：《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宪法功能转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同时宪法也规定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厘定了国家、社会与个体的相互关系，这又构成预防型法治对社会期待的限制。四、宪法稳预期功能的实现途径充分发挥宪法的稳预期功能，需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

因此预防型法治建设对法治稳预期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险预防以安全为导向，倾向于消除一切风险因素。在宪法体系中，生命权居于优先地位，只有生命权受到尊重和保障，才有可能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宪法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与自由才有意义。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更应该强调法治的稳预期功能。但是风险具有双面性，其中蕴含着发展机遇。[22]参见张明楷：《宪法与刑法的插环解释》，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

前瞻立法应从宪法的整体视角出发，根据不同部门法的特点，从社会资源调配、风险分配、程序衔接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建立相互融贯、相互协调的预防型法律体系。[40]习近平：《诺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载《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0日第1版。

通过增设大量的抽象危险犯（如危险驾驶罪）、预备行为的正犯化、对持有的处罚等方式，刑法将刑罚权的运用从法益侵害结果发生提前到法益侵害结果可能发生。[10]《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单行立法明确写入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规定了国家目标，对不同社会领域作出了宪法安排，可以从中解读出安全与发展的相对取向。

（二）预防型法治的结构依赖风险预防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权力的扩张，因为这会导致与预防型法治运作相匹配的结构基础发生变化。[10]参见何国强：《风险社会下侵权法的功能变迁与制度建构》，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例如，要求骑行者佩戴安全头盔保障了骑行安全但却以财产权为代价，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是出于公共健康的考虑，但是限制了吸烟者的个体行为自由。相较于传统风险，现代风险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核泄漏、空难、传染病暴发等。

因此，人权条款指明了国家对于未被组织起来的领域的保障义务，人格尊严条款则指明了国家对于已被组织起来的领域的保障义务。在后疫情时代，加强宪法的稳预期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各个部门法在向预防型法治转型的过程中各自为政，缺乏相互协调，这可能出现单个立法符合法治稳预期的要求，但整体来看却与社会预期相悖的情形。人格从词源上来看，人格体（Person）来自于拉丁语persona，是指希腊剧场中所使用的面具，后用来指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14]1992年《里约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第15条对风险预防原则作出了经典表述：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采用预防措施。宪法只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确保风险冲击下的国家与社会不至于失序。

国家权力扩张带来的问题是公民自由与社会自主性的限缩。部门法学者也开始突破部门法的单一视角，寻求部门法与宪法的循环解释。人民意志的这种特点使其难以把握，并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确定性指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卡尔卡决定提出了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理论，认为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法律可以对未来持开放的态度。

参见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第31页。其较为典型之表现如我国的《反恐怖主义法》第19—21条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信息进行监督和处理，物流运营单位实行安全查验和登记制度，电信、互联网身份查验制度等，避免一些中性行为为恐怖活动提供便利。

预防型法治是法治稳预期功能的体现，但也对法律体系自身的稳定性带来新的挑战。近代的限权宪法预设了国家权力是侵害个体权利的主要因素，忽略了来自市民社会内部的威胁。

因此，稳预期功能可视为是法治功能的重中之重。宪法与民法在调整内容上的错位导致了以宪法为顶点的法律体系在效力上的断裂。